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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执行与执行不能课题组

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应否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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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没有将民事调解书纳入规制范围,然而对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的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本期两篇文章从正反两方面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正方:符合立法目的和入刑条件

  姚万勤

  鉴于实践中民事执行难,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民事调解书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制范围。具体理由如下:

  民事调解书与判决、裁定具有相同的性质。首先,它们的形成均是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为基础。判决和裁定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调解受固有思维的局限,很容易认为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即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除了当事人基于自愿原则外,法院还需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可见,民事调解书与判决、裁定形成的基础是相同的。其次,它们都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毫无疑问,判决、裁定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民事诉讼法第236条规定:“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就是说,民事调解书也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所以,从上述分析来看,民事调解书与判决、裁定在本质上不存在差异。

  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目的。考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沿革可以发现,其在1979年刑法中就已规定,但当时尚未出台民事诉讼法,因而,立法对法律文书种类的概括并不全面。1997年修改刑法时也未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进行相应修改,其后的刑法修正案也未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从该罪的立法目的来看,是为了保障法院强制执行职能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然而,目前民事调解书无法执行已占民事案件中不能执行案件的较大比例,最终影响了法院强制执行职能的实现。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立法将民事调解书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是符合该罪的立法目的的。

  符合犯罪化的正当根据。众所周知,刑法将某种行为予以犯罪化,是以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只有当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时,才可以说获得了将其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刑法通说,对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予以把握。就恶意逃避履行调解协议的义务且情节严重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首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客观上保护的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侵犯。如上所述,行为人恶意不履行法院依法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其实也是妨害司法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主要体现在行为人明知自己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如果行为人具有履行调解协议的能力而拒不履行,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所以,对此行为有必要予以刑法规制。

  放纵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的行为对权利人的权益保护极为不利。虽然一个合法有效的民事调解行为必须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但是如果单纯从行为的性质来看,无论是法院的判决、裁定,还是法院依法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均是司法活动的结果。所以,拒不执行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书均是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如果只是对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进行刑罚处罚,那么,将会使行为人利用民事调解来恶意规避刑事责任,从而出现在民事上无法执行、在刑事上无法归罪的局面。显然,这对权利人的权益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反方:有相应救济渠道不宜直接入罪

  范卫国

  笔者认为,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将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并不妥当。具体理由有:

  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的法益并不一致。虽然民事调解书与生效判决、裁定具有同等的强制执行力,但其与生效判决、裁定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首先,民事调解书与判决、裁定的证明效力并不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第9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而对于该规定中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否包括民事调解书,《规定》第67条作了进一步说明:“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显然,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的事实并不属于免证事项。其原因在于,有些民事调解书载明的事实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其未经过严格证据调查和举证质证,本身的真实性存有疑问。相比之下,法院作出的判决与裁定所载明的事实,是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具有准确、严谨的特点。

  其次,民事调解书体现的是当事人的意愿。判决、裁定是法院经过严格的庭审程序,在对证据进行充分审查的基础上,对案件事实作出全面的认定,并以此准确适用法律规定作出的科学裁断,其体现的是司法权力运作的表现;而民事调解书形成的过程其实是当事人双方相互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而且民事调解书所记载的内容也可以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因而,当事人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不应当理解为对法院司法权威的直接挑衅。一旦出现该情形,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此时,法院执行机构将依法对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以及相关执行事项进行审查,以判断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并决定是否作出强制执行裁定。就此而言,法院执行部门作出的执行裁定,体现了司法的权威性。所以,拒不执行有关民事调解书执行裁定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而将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直接入罪显然不恰当。

  民事调解救济制度与判决、裁定不同。我国两审终审制是基本的审判制度,一审案件结束后,当事人通常还可以通过上诉、再审等方式寻求救济。因此,无论是法院的一审生效判决、裁定,抑或二审或者再审生效的判决、裁定,当事人的拒不执行行为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也损害了法院的审判权威,刑法将其视为犯罪行为并科以刑事处罚符合法理。相比之下,我国对民事调解案件实行一审终审,民事调解书经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对此提出上诉。尽管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法院依职权启动和当事人申请启动民事调解再审程序,但就再审事由而言,只有在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民事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方可申请再审。鉴于民事调解书与判决、裁定在事实认定准确性及审判程序严谨性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未赋予民事调解案件当事人以同等程序保障与救济措施的条件下,对拒不执行民事调解书行为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适用同等的定罪标准,显然有违司法公正。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


文章分类: 拒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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